《老王》是杨绛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据笔者翻阅相关文献察知，目前学界对《老王》文本的解读多停留在主旨探讨、人物形象分析、语言风格赏析以及细节文句体悟等层面，除张克中《作为一个“存在”的价值判断——对〈老王〉的再解读》和王开东《“老王”不过是杨绛的隐身衣》两篇文章外，极少涉及关于杨绛先生《老王》创作意图的深层探析。我们知道“在文学作品中，疾病常常成了对社会中某种缺失状态的展示，或者是对这种缺失关系、根源的揭示，通过疾病的隐喻传达出作者的一种价值判断”①。细读《老王》后，笔者发现文中多处存有或隐性、或显性的疾病书写。鉴于此，笔者试图以“疾病”视角为研究的切入点，结合文本深入剖析文中三种不同社会群体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呈现的“社会病相”，并阐释各种病相所投射出的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隐喻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杨绛《老王》文本中折射出的理性且深刻的自省与历史反思意识。

一、众生病相：“老王”“看客”与“我”

病相，即非正常、非健康的某种情形、现象、行为与表现，它是人体疾病社会化的表征。疾病对于人来说，除身体“常态”的生理病症外，还有“非常态”的疾病，如心理的、精神的，前者在文学世界的书写中属于显性疾病，后者为隐性疾病。往往在“文学工厂”中，关于疾病书写不单是对身体疾患的客观确认，而是赋予它别样的象征寓意，这里不论是显性的疾病，还是隐性的疾病，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均被作者不自觉地生成出某种暗指性功能，此时各种病相往往与民族国家的痼疾以及社会时代的骤变悄然相关。

细读文本，笔者发现，杨绛先生在《老王》一文中巧妙构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即以“老王”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群体、以游离于文本之外的“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以普通乘客为代表的“看客”群体（鲁迅《〈呐喊〉自序》：“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看客”多指旁观者）。这三种不同社会群体在“文革”时期，各自表现出相异的病相，或生理病态，或心理病态，或精神病态，杨绛先生在文中均有冷静理性的书写。

首先，“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我们对老王病相的初次感知是从这句开始的。“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这样的描述更加确指了老王身患眼疾的事实，据此可知，老王是一个残疾者。可是，杨绛先生并没有就此止笔，“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继续暴露老王身体的羸弱，凸显其病态的行为与表现，试图在读者的思维空间极力塑造一个虚弱的病者形象，以期迅速博得读者对老王形象的怜悯和同情。杨绛先生为了顺利完成老王悲苦命运的设计，进一步撕开回忆的伤疤，勇敢直面老王的疾病叙忆，“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作者站在回忆的边上，默默不语，冷静地观察着老王的身体状况一步步走向病重，“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这些可怖的病症透过身体散发出痛苦与死亡的气息，“棺材里倒出来的”“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看似调侃且幽默的语调，在文中再一次残酷地将老王的生命推至终点。同院老李的一句“早埋了”，彻底结束了老王的文本生命。老王的疾病源于身体健康的丧失，他的死亡是生理机体在疾病面前的失败与被摧毁，文本中杨绛按照“身残—患病—病重—死亡”的生命次序平静地书写着老王命途多舛的一生，透过身体疾病的不幸，展现了底层民众在疾病抗争中的无奈和无力，生理疾病使得老王的生命意义极度 “缩水”，老王的病相客观地反映出广大底层民众在苦难年代里的生存紧张与生存压力。

其次，普通乘客以及“我”所承载的两种病相是区别于老王病相的。普通乘客为代表的“看客”群体在文中的疾病书写是间接的、隐性的，杨绛先生在文中凭借几句乘客“恶语”的披露，巧妙地将人性恶毒、心灵扭曲的“看客”形象成功地塑造出来，如“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从“看客”们病态的观人眼光与评人视角，加上毫无证据的诋毁，这就构成了一种典型的语言暴力行为，而“恶病”的猜疑与臆想则反映出普通“看客”群体心理层面的外在破裂与心灵扭曲，这更是一种心理病态的照实书写。这种心理病相产生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因素所致，既有民族心理的痼疾，也有社会道德规范的失序，还有人性良知的沦丧，等等，杨绛先生在文中都有自己隐性的思考和省察。

文章来源：《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网址: http://www.zhjbkzzz.cn/qikandaodu/2021/0114/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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